“肉夹馍”这个词的说法，报刊上常有文章讨论，张三说它有语病，李四说它好好的。吃货们提到它会垂涎，相声小品会拿它来说笑，学者们喜欢把它说得特别有文化，语言学家们更是多角度历时共时地讨论它的前世今生，几乎是在放大镜下观察它的语序、结构、语义、动因，恨不得拿出语言学所有的理论武器来对付它。
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：明明是馍里夹着肉，为何叫做“肉夹馍”？这不是有语病吗？对此，一种最有学问的解释是：陕西话里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因素，所谓“肉夹馍”，就是“肉夹于馍”的省略说法。这一说法听起来很有历史感，很有深度。（甚至有人认为，“肉夹馍”是古汉语倒装句在现代陕西话的残留，是宾语前置现象。顺便说一句：这一说法对“倒装句”“宾语”的理解与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的不一致。）若果真如此，那么我觉得还需要解释一个相关理论问题：“肉夹于馍”这样一个陈述性的语言单位，如何变成了一个指称性的名词“肉夹馍”？理论依据是什么？还需要回答：是否还有其他同类结构的命名现象？是否有语料事实支撑这一说法？但是我查阅文献，关于这一点，尚未读到高论。其实，语言学家们似乎把“肉夹馍”这个本来很简单的名称复杂化了，把一个很普通的名称过于学术化了。如果您能深入民间，到路口、到街边、到小巷里“微服私访”一下，买两个“馍”亲口尝尝，或许能找到真实的答案。馍，北方的一种传统面食，种类很多。从做法看，有泡馍（最经典的要数“羊肉泡馍”了）、烤馍（比如“孜然烤馍”，如今南方大大小小的超市里都有卖），别忘了，还有“夹馍”等等。它们在语言结构上的共同点是“一个动词性语素+馍”，前者区分了馍的几种不同做法（“泡、烤、夹”等）。如果再从食材区分，那么就在这种“一个动词性语素+馍”（如“泡馍”“烤馍”“夹馍”等）结构的基础上再加“一个名词性语素”（如“羊肉”“孜然”）起修饰限制作用，构成“一个名词性语素+[一个动词性语素+馍]”的二层结构，“羊肉泡馍”这个结构即是如此。“夹馍”也是如此，是在“馍”中“夹”上其他食材的一种馍。根据所夹食材的不同，“夹馍”也可以分为很多种，如“花干（一种特制的豆腐干）夹馍、菜夹馍、鸡蛋夹馍、火腿夹馍、牛肉夹馍、肉夹馍”等，结构都是食材名+[动词性语素“夹”+“馍”]。也就是说，“～夹馍”是一个“词（语）模”。近年来，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模仿版的“鱼肉夹馍”，食材和口味都本地化了。在西安，“花干夹馍”是特别受当地人欢迎的街边小吃。当然，最为家喻户晓的就是“肉夹馍”了。“肉夹馍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小吃名称。如果只将这一食品命名看作个案现象，难免得出主观结论。a 青椒炒肉丝、板栗烧鸡块、小葱拌豆腐、小鸡炖蘑菇……a组名称的结构都是：一个名词性成分（食材名，如“青椒、板栗、小葱、小鸡”）+一个动词性语素（烹饪方法，如“炒、烧、拌、炖”）+中心词（“肉丝、鸡块、豆腐、蘑菇”）。其实这是很常见的给家常菜命名时所用的结构方式。b组名称的结构都是：一个名词性成分（食材名，如“香葱、海鲜、三鲜、羊肉”）+一个主食通名（“煎饼、炒饭、蒸饺、泡馍”）。这主食通名的内部结构都是：一个动词性语素（烹饪方法，如“煎、炒、蒸、泡”）+主食名（饼、饭、饺、馍）。上述两组菜品名、食品名的结构组合成分相同，但结构凝固性略有不同。a组，若高频使用，凝固性增强，就会发展为b组。b组的主食通名（“煎饼、炒饭、蒸饺、泡馍”）的凝固性更强，“夹馍”即属此类。其实，早有学者分析指出，“烹饪动词+食物名”是一个能产的词法模式，在语义上表达由某一烹饪方式所做成的食品，如“烤红薯、烤鸭、蒸饺、炒饭、腌萝卜、溜鱼片、炸鸡、烧饼”等。当我们看到更多的同类结构的食品名、菜品名时，当我们在主食名、菜品名的大家族里看到“肉夹馍”并不孤单的身影时，您还会觉得“肉夹馍”的名字不正常、有“语病”吗？
